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言，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是判断能源安全状态的有用指标。将这个依存度作为自我警示的参照，加倍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利用的环境、水以及其他关联性资源成本，才是我国能源政策应有的努力方向。
近期，围绕对2011年上半年中国能源消费状况的观察，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工业与信息化部发表的研究报告，采用“表观消费量”进行统计，指出增幅为8.5%，对外依存度达55.2%；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所发布的统计报告则指出，上半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为54.8%，比2010年同期上升仅1个百分点。
两个机构的统计报告都涉及中国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是否已超越美国同期水平。工信部的报告认为，今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连年打破历史纪录后，已经首次超过美国。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报告则认为，中国的同一参数仍低于美国。
有关中国的能源（特别是石油）消费的统计数据，不仅中国自己的政府职能部门在发布，国际间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能源研究机构、投资银行等都在发布。
出现不同的数据结论，是一种普遍而又正常的现象。问题就在于，对外依存度，对于衡量中国的能源安全，是不是一个有用的参数？此外，促进中国的能源安全，还有哪些尺度？
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它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而这种敏感，对不同的利益方而言，其本质却相距甚远。例如，从事与国际原油贸易相关联的投资方，当然希望看到中国的需求量开始上涨稳中有升，依存度的升或降是判断短期或长期投资行为的重要参照之一。
近年来，国际媒体一直在传导种种关于中国石油消费需求推高国际油价的言论，中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反驳，这也可能是工信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都列出原油对外依存度中美对比的原因之一。其实，这些声音，原本就无须反驳。一方面，由于中国是全球制成品贸易大国，这些输往全球的产品中，隐含了原本应该在别的地方消费的能源。另一方面，那些以“中国能源”文字而出现的言论，其本源性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提醒这些媒体所直接服务的读者，如何调整他们自身对能源资源的利用，使他们所在的社会在全球经济中更具有竞争性，而不是要引导出来自中国的回应。
我国的机构在观察中国的能源消费变化时，把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与美国的情形相比，很可能包含了某种求得国际理解的思维。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费状况变化，是该国国内的不同力量，围绕资源禀赋及资源利用的经济和社会代价而磨合的结果。国与国之间，石油或别的形式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并不具有可比性。
简而言之，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言，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是判断能源安全状态的有用指标。我们既不能因为这个依存度的上升而恐慌，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依存度的下降而放松警惕。将这个依存度作为自我警示的参照，加倍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利用的环境、水以及其他关联性资源成本，才是我国能源政策应有的努力方向。
煤炭是中国能源消费的主要形式，这个局面在今后一段时间将长期存在。需要仔细考虑的是，如何把煤炭消费所伴生的矿区土地、水资源、采煤过程中的劳动条件保障、长途煤炭运输所占用的土地资源等成本，在终端用户消费成本中得到全面的体现。当然，这不是惟一的手段。但是，有效地延缓煤炭消费的增长是中国能源安全所不能绕开的话题。
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这一个话题上从政策讨论走向政策行动，已经慢慢的变迫切。
能源消费结构，在不同国家之间，并没有统一的指标。但是，高度依赖化石能源所伴生的环境污染和空气等公共卫生条件的恶化，只可以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来实现。优化能源结构，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提高更清洁、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在总体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这些新形式能源的开发与可持续增长，离不开整个社会在消费阶段的支持。
就像延缓煤炭消费的增长一样，优化能源结构的过程，意味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与社会的充分沟通，使之接受终端能源消费价格变化的全部逻辑，而不是让公众对价格数据的反映决定一切。
节能减排在中国慢慢的开始形成惯性，中国的成就已得到国际上的公认。把国内成功经验广泛地介绍到其他几个国家，是中国能源企业建立国际大品牌、形成产业链条龙头地位的良好途径，而在“走出去”过程中，中国企业还应该向西方大型跨国能源企业学习品牌建设经验。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我们对能源安全的观察，已从关注能否从境外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转向一个新的认知：能源安全必须放在能源利用所伴生的环境和社会后果中审视。在国际间能源消费转向追求绿色和技术层面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的出发点必须从“廉价”转向“优质”。在煤炭消费、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等关键性领域，实现国内能源状况的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在国内市场积累节能减排经验的基础上，更广泛地参与国外的节能减排事业，为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品牌建设开辟一片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