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国际地理政治学动态、经济复苏艰难、全球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多地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等诸多问题。尽管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安全重要性日益提高，但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已成现实危机的前提下，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坚持绿色低碳转型是大势所趋，不热情参加可能会损害本国的长期竞争力。尤其对我国来说，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实现经济高水平发展的重要一环，更是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之举。
自2020年我国提出“双碳”目标以来，绿色低碳转型理念已日益成为社会共识，在顶层设计、制度规则、碳交易市场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社会对绿色低碳转型的认识更加深刻、要求更高，要更好地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还需注意四大问题。
绿色低碳转型是整个社会的行动方向，不仅仅是某个行业或个体的行动方向，所以不能将“绿色低碳转型”简单等同于“能源低碳转型”。
一方面，不能将绿色低碳转型仅仅局限于能源领域。目前，在我国全社会的碳排放总量中，能源活动产生的CO2排放量占比较大。其中，电力行业是碳排放“大户”，占到能源行业的4成左右。因此，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助推“双碳”目标实现，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力军。正因如此，一些人将绿色低碳转型等同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忽视了其他部门，例如交通、建筑、农业等领域。
另一方面，不能仅从能源领域角度考虑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绿色低碳转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本质上是经济系统的变革，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亦是如此。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既要保障能源安全，又要促进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消除能源贫困、实现公平可及，还要保护生态环境，需要从多方面、多目标、多角度考虑绿色低碳转型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者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经济政策措施，还需考虑其成本收益、风险等，不应仅从能源领域考虑其得失或利弊。例如，得益于政策推动和自身经济性优势，当前电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非常迅速，降低了成品油消费量，对能源低碳转型是利好。但跳出能源行业看，燃油车所消费的成品油价格中有差不多一半是税费，而且，这部分税费很多都用于城市建设、环境污染治理。未来，电动车占比进一步提升，大规模替代燃油车，与成品油相关的税费将大幅度的降低，这时就需考虑怎么弥补相应减少的成品油税费。
在绿色低碳转型趋势指引和“双碳”目标约束下，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忽视经济部门内部不同产业的多样性和关联性，人为地将产业分成“高碳产业”和“低碳产业”，将高碳行业、高耗能行业简单地等同于高碳排放行业，片面强调全力发展低碳产业、削减高碳产业，从之前的“GDP至上”变为“绿色低碳至上”，形成过分强调绿色低碳转型和发展的政策，容易使人产生“绿色低碳转型和发展压倒一切”的错觉。
事实上，无论是“高碳产业”还是“低碳产业”，都只是产业本身的一种性质，都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其中，高碳行业更是以高碳含量原材料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产业，所以，不能仅从碳排放程度这一产业特性来决定是不是发展某一产业。
考虑到当前我国制造业占全球的30%以上，以及以钢铁、化工等高耗能、高碳排放的重工业为主的基本国情，如果过分追求绿色低碳，在出台有关政策时对高碳行业与高耗能行业实施“一刀切”限制，甚至通过减少“两高一资”行业贷款、“去相关行业产能产量”等方式降低碳排放，从而快速削减高碳产业，不仅会破坏我国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削弱制造业竞争力，而且不利于我国在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全球产业链生态重构的趋势下，实现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产业的目标。
同时，“唯低碳论”还会导致低碳产业无序发展，可能引发多方面风险：一是容易形成产业无序竞争，即使寻求到合乎市场需求的产业技术创新路径，也会因无序竞争而迅速吞噬其利润空间，不利于做强这一产业；二是众多企业和资产金额的投入某一特定低碳产业，会重蹈“尚未成熟发展就已经产能过剩”的覆辙；三是大量资产金额的投入绿色低碳产业，相应地就会减少高耗能行业绿色低碳改造资金投入，增大其破产和退出风险。而且，绿色低碳产业如果受资本炒作导致产业虚拟化，还会破坏产业正常发展形态趋势，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累积。
虽然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对低碳转型起着最重要和重要的作用，是转型的基础，国家也出台了支持绿色低碳能源科技发展的有关政策，但也要看到，基于低碳能源技术自身发展规律，绿色低碳转型不能仅仅依靠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低碳能源技术并不能解决绿色低碳发展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此外，从历史经验看，低碳能源科技的发展和商业化应用还存在诸多障碍。
首先，绿色低碳技术还存在规模小、效率低、投入大、风险高等需要克服的问题，其发展和突破存在不确定性。国际能源署曾评估认为，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到2070年有35%的碳减排量所依靠的技术目前仍处于示范阶段，有40%的技术目前尚未被开发出来，汽车运输、海洋和航空运输、冶金、水泥生产和其他能源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突破性减排技术均不成熟，不确定性较大。
其次，绿色低碳技术的大规模商业运用和普及所需要的时间比较久。当前，一些企业、科研机构虽然提出低碳、零碳、固碳、负碳技术等创新方向和小范围试验，但是小规模试验应用与大规模商业化运用存在很大差别，一项新的绿色低碳技术从理论概念提出到规模化、产业化、商业化运营，往往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正因如此，无论是欧洲激进式的转型还是北美稳健式的转型，都依然面临一系列技术难题，现有的绿色低碳技术尚不能支撑快速转型。特别是高效储能技术的发展路径不清晰，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技术尚处于示范阶段，缺乏商业化运营。低碳能源技术往往规模小、效率低、风险高，且需要高额的初期投入，
再次，对于绿色低碳技术，不仅要做到技术可行，还要做到经济可行。如果缺乏对经济合理性、民生承受力的综合考量，缺乏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绿色低碳技术就会面临“用不起”的境地。以燃油汽车碳排放为例，或许能采用某种技术对其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收集和利用，但成本还是高昂。此外，在捕集利用过程中需要用大量能源，再加上技术设施等全过程的碳排放，综合核算的碳排放与获得的碳吸纳能力相比，极大可能“入不敷出”。
绿色低碳转型既包括生产端的转型，也包括需求侧的转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法依赖任何单一驱动因素实现，需要多维因素并行驱动。以能源低碳转型为例，需避免能源结构相对单一、驱动因素单一、推进环节单一等，实现综合施策。
避免能源结构单一，即由于风、光、水电等低碳能源自身的产业特性，即使到了碳中和阶段，也不可能实现全部由低碳能源供给、传统化石能源被完全替代。即使在低碳能源内部，单纯依靠某一特定低碳能源，也很难保障电力的持续稳定供应。而且高比例的单一低碳能源反而更容易降低电力供应系统的应对弹性。所以，要发挥传统化石能源与低碳能源、不同低碳能源各自的优势，实现多能互补，这样才可以避免能源短缺。
避免驱动因素单一，即尽管各国能源转型路径大相径庭，但背后的驱动机制却是相似的，主要由政府政策、技术创新、市场改革、主体行为等4类因素驱动能源体系发生系统性变革。尽管与前两次能源转型相比，在本次能源转型中，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较大，但它无法长期作为核心动力。要想起到持续的助推作用，必须依赖其他因素一同推动，不能单兵突进，目前尤其需要电力市场改革和碳定价机制改革等市场机制的推动。
避免推进环节单一，即单纯从生产领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缺乏从消费领域倒逼绿色低碳转型的诱导机制。当前我国消费领域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引导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一是绿色低碳消费无意识，低碳消费观念不强，“碳额度”约束力度不大。二是消费品绿色低碳标识不清晰，大多数消费品，如家电、建材等，以及中间投资品，如原材料等，没有对产品碳排放程度进行识别，使得人们难以准确进行绿色低碳消费。如果消费领域没形成绿色低碳消费偏好机制，生产者迎合消费者的高碳消费偏好，势必会影响生产者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