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欧洲能源危机的主要标志是天然气价格大大飙涨、供应严重偏紧。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连锁推动电力价格大大攀升，英国等国家甚至会出现电力供应“硬缺口”；煤炭、原油价格也跟随性上涨，欧元区通胀率攀升；民生用能受到严重冲击，一些国家不少中小型能源供应商破产。
欧洲能源危机凸显了能源转型的必要性。实现以属地性为特征、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为主的能源转型升级，是解决传统能源安全供给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塑造未来低碳经济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一方面，欧洲化石能源相对匮乏，天然气、石油、煤炭等均严重依赖进口，加快发展本地化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不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也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燃料依赖所必需的手段。
另一方面，近期欧洲燃料价格飙涨，已使得风电、光伏发电成为成本最低的电源。展望长远，风电、光伏发电的安装成本有望继续一下子就下降，运行上成本很低，而化石能源受到开发成本、碳定价以及地理政治学等多重因素影响，使用成本难以预测。
据悉，当前欧洲正在研究推动电力长期合同市场建设，希望能够通过长期收入计划降低资金成本的风险溢价，从而进一步激励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加速发展，降低能源低碳转型的成本。
欧洲能源危机折射能源转型升级面临艰巨挑战，造成欧洲能源危机的因素也是多重复杂的。除有关国家展开地理政治学博弈使欧洲供气受一定的影响外，还有以下因素相互作用：
其一，疫情持续冲击之下，一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使得2021年能源需求快速反弹，而能源供应恢复相对滞后。“绿色新政”下，欧洲企业制定了更激进的转型策略，进一步减少了本地能源供应水平。
其二，极端天气的影响愈发突出，2021年初的极寒天气导致欧洲天然气库存大量消耗；2021年遭遇长时间无风天气，使得欧洲多国的风电出力显而易见地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天然气消耗。
其三，欧洲削减了碳配额，随着天然气的更多使用，实际上推动碳价和气价“叠罗汉”式上涨，碳价的大面积上涨反过来叠加到气价之上。
多重矛盾之中，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引发的能源系统安全风险值得格外的重视。新旧能源体系转换过渡期间，间歇性、波动性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比例加速提高，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过程中能源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难度加大，而新能源储能等发展仍需时日，需要化石能源托底支撑来保障能源系统安全运作。与此同时，在碳减排约束下，一些人对传统化石能源投资信心不足，市场退出预期加强。这次欧洲能源危机传递出这样的信号：要想发挥好化石能源兜底保障作用，难以完全依赖市场自发调节，还需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欧洲能源危机提供的启示，值得重视。面对变化的、不确定性的未来，必须把更好统筹能源转型发展和安全放在突出位置，这是建成清洁、美丽、繁荣、宜居世界的重要前提。历史上的每一次能源变革都是长期渐进的过程，能源低碳转型不会一蹴而就。此轮欧洲能源危机尽管更多受疫情冲击、极端天气、地理政治学冲突等一系列外部因素影响，但也暴露了转型过程中能源系统韧性不足的短板，给能源转型节奏敲响了警钟。未来，必须要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基础上稳妥推进能源低碳转型，否则绿色复苏恐成“镜花水月”。
能源是巨大的公共产品，保障其安全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现代能源市场体系建设应有之义。因此，“加强风险识别和管控，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特别的重要。我们应通过推动化石能源和新能源优化组合，不断的提高能源系统韧性和抗击各类风险的能力，这样才可以为加快能源低碳转型保驾护航。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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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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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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