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既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入推动能源革命、推动经济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局视野看，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符合发展大势，是我国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节约世界资源能源、防止环境污染、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必然要求。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和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需要。从能源结构看，新型能源体系应当是多元化的能源体系，既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还包括光能、风能、水能、潮汐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氢能、核能等非化石能源。从能源低碳化、清洁化的发展的新趋势来看，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应当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动环境污染防治和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任务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开展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有序开展化石能源的消费替代，稳步提升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消费比重，实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需要。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彼此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实质上是长期的控碳工作，能够带动短期和中期的污染物减排，有效促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相关制度的系统集成，推动有关政策的协同配合以及先进的技术的协同创新。此外，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包括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等内容，内在地要求新型能源体系的规划建设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提升经济质效相互包容。
确保能源安全供应的需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要体现包容性、长期性、渐进性。这就需要统筹考量不同能源的配合甚至耦合的供需关系，统筹考量国内和国际能源的供需关系以及国内各区域之间的能源供需关系，统筹考量长期、中期、短期国家和区域能源的供需关系，统筹考量不同阶段的能源政策目标和政策强度变化，统筹考量纵向的央地关系、横向的部门关系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有助于推进能源有序均衡发展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协同共进，系统地解决发展过程中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
能源体系的构建具有全局性、系统性。新型能源体系与现代能源体系“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核心内涵吻合，但更强调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即各种能源的协同和互补，更强调“双碳”目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对能源结构调整的导向性。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更突出安全和低碳。
一方面，持续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地推进新能源发展。当前，我国能源结构正由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转变，能源发展动力正由传统能源增长向新能源增长转变。随着新能源加快速度进行发展，需要大力加强电网、水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耐心和恒心。要看到，煤炭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类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是保障短期能源安全供给和奠定长期转型基础的战略性部署。为此，需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既要继续压减、替代低效燃煤消费，也要在煤炭的绿色开采、高效发电、清洁转化、污染治理上下功夫，有序释放优质煤炭产能。要发挥好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保驾护航作用，尤其重视煤炭在能源保供工作中的“压舱石”作用。
另一方面，精准把握并防范各阶段能源保供风险。在能源转型过程中，能源安全保供可能会面临一些新的风险。例如，既有技术与更高比例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不适配造成的电力系统结构性脆弱的风险，极端气象明显地增加导致的风险，对外依存度较高的能源大宗商品和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进口风险，等等。此外，在转型中还会面临资源安全风险、生态安全风险、科技安全风险、供应链产业链安全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这就需要配套地提升我国能源治理能力，推动新型能源体系的规划建设行稳致远。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重点是逐步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系统。在规划建设中，要科学部署、多措并举，把握好工作节奏。
一是坚持系统观念，以绿色、低碳为导向科学构建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体系。要充分的发挥我国煤炭工业发展优势，推进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合理地布局，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安全有序发展核电，不断的提高新型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和灵活性，在确保能源供应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清洁和低碳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
二是发挥大电网资源配置作用，强化各区域协同保障能源安全的能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大力推进大型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基地建设。加快技术改造，推动电网调适，有序发展分布式能源和分布式微电网，促进大规模集中式新能源和分布式能源发展。加快建设绿氢储能体系，加强绿氢产业与传统化工产业的耦合，促进绿氢的就地转化。
三是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以确保能源安全为前提，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规划足量的系统备用容量，留有足量的运行备用容量，掌握足量的战略资源储备，以足够的安全裕度确保能源安全供应。
四是推进能源体制改革，提升能源治理效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体系，构建碳交易和碳税有效衔接、协同互补机制。要因地制宜，在全国更大范围内促进电力资源共享互济，加强对各类能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此外，还要坚持内外统筹，稳定进口油气资源供应，促进锂矿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品出口，热情参加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治理，构建更加有效的能源合作治理能力体系，特别是在国际能源议题的主导等方面，提升中国方案的影响力。（常纪文、洪涛）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稳步的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